特區牽一「法」報業動全身？ 林行止

2003-07-03   信報

今天是本報創辦三十周年的紀念日。回想這些年來的經歷，既有辛酸沮喪的際遇，亦有興奮歡樂的日子。《信報》雖誕生於世界經濟危難之中，卻不算倒運，因為 沒有草創期的惡劣客觀環境，便沒有後來穩紮穩打的踏實經營。令我們深感安慰的是，《信報》的發展與香港政經同步發展，在每個起伏盛衰的階段，都有參與，我 們並沒有在逆變的世情中失去本分、忘記自己所應擔當的角色！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三十年，可說是資本主義香港的盛世，我們見證了 這個地方從轉口、出口商埠「進化」為金融中心的種種變化；我們目睹中國的開放和改革，不但鼓掌並盡言責；至於香港主權回歸的轉折過程，《信報》的報道和評 論，也充分反映了當時的種種徬徨與抉擇。中國國力日盛，特別是八九．六四風波後經濟全方位開放所帶來的生機和活力，政治也逐漸與國際社會融合，她的進步使 我們對未來發展的前景多有憧憬與期盼。

可是特區政府就︽基本法︾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粗暴和粗劣，使我們對香港的變化，深感無奈和氣餒，其對言論自由的威脅，我們可以相信不是政府故意針對，可是當中自有「我雖不殺伯仁」的效果，忝為報界一員，那份切膚之痛，使筆者感到辦報已到了最嚴峻關頭！

去年特區政府決定落實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，那是按照《基本法》規定的應有之義，只是草案條文使我們看後心情直往下沉，以言入罪與警權擴張的威脅，使新聞 工作者感到頭上果然晃亮著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所說的那柄刀！大難臨頭的感覺打消了我們逢五逢十舉行「慶生酒會」的興致。當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於上周 末嚴正聲明，特區政府將不會再就《國家安全（立法條文）條例草案》作出修訂，強調政府已盡力修繕，處理了所有合理憂慮，筆者對於這樣不必要的倉卒立法，委 實失望。雖然在草案刊憲後，政府曾經作出超過五十項修訂，可是還有不少其他條文會對言論自由構成威脅，為什麽特區政府不肯撫順民情，花多幾個月的時間，從 詳「審」議之後才正式通過？

五十萬市民上街示威，看來也無法打動政府鐵腕立法的決心，向為香港驕傲的新聞自由已如俎上之肉，報慶的 任何鋪張慶祝，會使自己更感難過。七月一日筆者和內子「上街」示威，反映我們雖然向來秉持「無所畏懼無所偏袒」的辦報原則，可是二十三條立法，令我們再難 有所恃（原來的法治精神）而無恐；心所謂危，特別是不經法庭批准警方「緊急入屋搜查」，把傳媒工作者的身份貶至等同恐怖分子和作奸犯科的刑事罪犯，那是對 業界的最大侮辱與恫嚇！經連番分析、條陳利害的評論無法改變當局放寬以言文入罪的態度，港人唯有以行動表示反對。如果︽國家安全條例草案︾在當局只作裝飾 性修改下成為法例，香港傳媒，不論左、右、中、獨（立），將失去免於恐懼的空間！

三十年來，對於辦報的宗旨和原則，鮮有宣諸於口、筆之於書，今天沒有從俗寫些紀念文字，因為沒有「回顧、前瞻」的心情，遂把月來自己對報業發展的一些看法，整理為答問文，算是應景。

對香港報業現狀與前景的看法

除了是在壟斷經營的情況下，否則全世界的報刊，都是在同行的競爭中，汰弱留強。如今香港報業在爭取讀者與廣告上，固然拚個你死我活；對於特區政府搖擺不定的行事作風，又難捉摸；人口素質正在急劇變化，訊息傳遞的渠道鋪天蓋地，這些都是辦報者要面對的變數和壓力。

九七年以前的十年八年，由於香港的地位變化矚目，由英國殖民地過渡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箇中曲折，廣受各方關注，因此報道及評論香港政經?响龰A頗有市場。

九七交接平穩，中港關係和順，香港政情從「大眾」關注變為「小眾」?响龰A也許就像盛事過後總是相對的冷落。回歸以來，特區政府在推動香港作為國際都會 與發展其為中國南方的一個大城市上，步履虛浮，跌跌撞撞，香港報業也要在前路多艱的預期中，尋求出路。香港由於受眾與媒體的數量呈現此消彼長的趨勢，專攻 分眾市場的報刊，生存空間也就不算寬廣了。

今天辦報跟回歸前有何不同？辦報策略有否調整？

筆 者不是資本家出身，亦缺乏追求以最高利潤為目的的資本家「志向」，我的辦報，是文人創業；文人或多或少總會有些精神價值的追求。我重視知識、嚮往利己益人 的理性，害怕胡亂犧牲的激情和不顧後果的豪邁；所以無論是寫文章或是辦報，都希望影響所及，讀者會憑知識的吸取和理性的思索，尋找到人際間種種顧及效益 （無論是個人或是社會性）的應世處事好辦法。

簡言之，在投資上，我們不斷引介基礎分析或圖表走勢，又或是各種各樣的前人經驗和理論 作為投資的參考，避免盲目跟風的消息炒賣。經濟學方面，︽信報︾推介過各家各派的理論，同時還會從微觀層次考慮到社會損益的宏觀表現。至於政治評論，我們 一直是從現實出發，力保（並非鼓吹）自由、民主和一切健全的生活方式不致遠離自己的生活意識和形態，在穩定中謀求進取。這樣的辦報取向，回歸前如是，回歸 後也沒兩樣，那是宗旨，不是策略。

辦報會在行銷、推廣、定價與宣傳方面，時加因應，那些經常調整的策略不能與很難變動的辦報宗旨混 為一談。如果香港真有報章為要配合政治形勢而改變宗旨，當中自有外界無從理解的內情，中國過去曾有接受國民政府資助的報刊，因為中共上台而把立場觀點於朝 夕間改弦更張，那樣的例子在香港的英中易幟上並沒有出現。

香港的輿論空間是否比回歸前收窄了？原因何在？

香港回歸後的輿論空間沒有收窄，但是香港人的視野，卻有愈趨狹隘的勢態，當中因素很多，主要有下述幾點｜

一是英國人撤走，香港少了一批與西方政治、文化素有接觸，並且保持聯繫的有經驗人士作為刺激思維的活躍中介。

二是香港回歸後未能找到在國際間所能發揮的更大作用，於是轉移尋求認同中國的親切感。在中港一家親、「血濃於水」的前提下，香港與國際間的接觸不但變得 間接，而且逐漸減少。國際間的商務往還，仍保不失；不過，際此中國充滿商機，而西方發展卻達飽和而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，商人捨難取易，致力開發國內商機 是情理中事，香港過去那種中西文化薈萃的特色，漸漸被遍吹中國風所掩蓋，對事物的看法，也偏近國內模式而疏遠了歐美。

香港自九七以 後便年年不景，市民為口奔馳，疲於奔命；更不幸的是，政府領導手足無措，政策搖擺，四方八面的批評都聚焦到特區政府的庸碌無能上。由於錯失太多，輿情反應 激動，理性的討論到達不了深刻的層次，政情成為傳媒起哄的話題，易聚易散，要不是尖酸刻薄、眾口一詞，就是失卻重心的謾罵，整個社會都在諉過於人和自顧不 暇的氣氛中虛耗實力，港人視野哪裏能夠寬廣？香港人，從最高的領導人到自己在內，好像都比不上過去的靈活、足智、多謀，反智的傾向非常可怕。

現今辦報是否很有壓力？

如今辦報的經濟壓力，主要是因為僧多粥少，商界支出的廣告費不足以養活那麽多的傳媒。當年中英談判期間，中資機構曾有過杯葛︽信報︾，不在︽信報︾刊登 廣告的舉措，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的言論「親英」。回歸後，也許我們堅持獨立（不可與中立混為一談）的立場被理解，也許英國因素再也無關宏旨，他們對《信報》 的偏見也淡化而再不明顯了。

政府方面，領導官員從來沒排擠︽信報︾，他們只是對個別傳媒更為「友好」而已。被劃為「更友好」的媒體 在探索消息上也許較為方便，不過卻要為此付出立論難以客觀冷靜的代價。由於現實中根本沒有一視同仁這回事，只要沒有造成傷害性歧視，︽信報︾並不介懷特區 政府對個別傳媒特別友好。

︽基本法︾第二十三條立法後，將如何影響香港報業？

筆者曾經在這裏 寫道：「傳媒是二十三條的高危一族，（立法後）從事新聞工作的自由度難免有所調整，除非是抱著革命熱誠又或衝著罔顧現實的任性，否則業界便要認清事實才能 掌握分寸。」如果特區政府官員態度不變，二十三條立法按原來的思路進行，那對香港新聞界來說，確是非常不利。經過群情洶湧表態後，現在就看政府會否拿出誠 意，彌補可能出現的疏漏，在︽草案︾上加上保障各種包括人權自由觀念在內的補充條款。如果日後通過的法例與現在我們所能理解的相距不遠，辦報便將隨時誤蹈 法網，屆時我們便得因應︽信報︾是否能夠繼續辦得下去。

我們認為，特區政府並非有意藉二十三條立法掣肘言論，而是在位者忽略法之所 及，可以伸延到很寬廣很深遠，他們把自己良好的主觀意願變為法力，把各行各業有知覺者，無不聽到心驚膽戰；推動立法的官員，由於主觀上認為心正意純，沒有 不可告人的企圖，於是便認為人家的擔憂，份屬多餘，甚至是別有用心、為人誤導等等。這個結要是解不開來，後果十分嚴重。

什麽是辦報的支持力量？

追求知識，尋求理性的處事態度，好好的享受生存和生活，那就是筆者辦報的態度和趣味，背後再也沒有什麽宏大的理念與理想。

其實無論中外，新聞工作者的取態各有不同，且會分出高下，不過盡量接近事實的忠誠報道是公認的新聞操守，而本乎事實的分析和推論，要是沒有識見水平和獨立於權勢和財勢的操控，其難於受人尊重也是意料中事。

傳媒的獨立性，是經常被人提及的特色，其實「獨立性」雖然值得尊重，卻用不著過分標榜；因為許多受某個政府、某個黨派或某個團體資助興辦的媒體，它們在 傳遞訊息和建言立論上，自然是別有用心，談不上獨立客觀，但是只要它們不隱瞞立場、不捏造事實、不埋沒真相，其專注的焦點，其一方之見，也就未必盡不可 觀。

香港新聞界是否存在自我審查？

很難說新聞界有沒有自我審查的情況，筆者只能從自己寫作、辦報的經驗指出，我至今感覺不到需有自我審查的壓力。在言論上，香港仍然非常自由，他日︽國安條例草案︾若照現在的版本通過，變化怎樣，便很難說。

香港新聞界能否抵禦︽國安條例︾頒行後的無形干預和壓力，我無法回答。筆者只是新聞界一分子，向來與同業接觸非常有限，業界將如何應變，實難估量。近千 名傳媒工作者前天（七月一日）上街示威，這樣的陣容，只足以反映業界的憂慮與不忿，不足以表示他們在法例通過後會繼續「企硬」，而依法行事的寒蟬效應，正 是我們引以為懼的變化。